1937年夏天。
一个非同寻常的夏天。7月7日，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个团，在北平卢沟桥抗击日寇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
济南有日本领事馆，馆内设有武官（特务机关）。日侨有数千人，他们办报纸，设公司，开商店，建医院，还开妓院。公司、商店收购中国土产，推销日货。多数商店都出售毒品，如海洛因、吗啡、“快上快”。战争爆发，这些日本人（济南人叫他们日本鬼子）都回国去了，朝鲜人也走，有走不脱的，被警察拘禁起来。在经五路纬一路西，路北一家店铺，我亲见警察带走三个“高丽棒子”。那三个人个头很高，手里各提着一个装着衣物的布袋，另带着一袋馒头，乖乖地被押走。他们的商店卖高丽人参，也卖毒品，在日寇卵翼下为虎作伥。
日寇飞机往往单架低飞盘旋在济南上空，恫吓济南市民，实际上震慑胆小鬼山东省政府主席、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。一架敌机投过一枚小炸弹，落在筐市街马路上，据说炸死一条狗，炸伤一个开茶馆的人。
二十九军是好样的，坚决抵抗，副军长佟麟阁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在北京南苑。三十八师从天津边打边撤，雨水大，河水泛滥，士兵蹚着没膝的水与日军作战，极其艰苦。
中央军的第十三军，本是调到晋绥堵截红军的，此时开到南口一带抗击日寇，第四师的罗芳珪团打得很顽强。但阎锡山的外甥、军长李服膺，率全军不战而失天镇、阳高……成为日寇的引路人，敞开了雁门诸塞。全国激愤，纷纷责难。阎锡山只好将他枪决，因为丢失的全是他土皇帝的地盘。刑前还训他一顿——也算是大义灭亲吧！另一“长腿将军”刘峙，在平汉线跑得更快——“日本飞机都赶不上他！”或因是蒋介石的亲信，不仅保住狗头，且重用依旧。
济南市街头一度蜂拥着过境的平津流亡学生，他们是从天津过海，由烟台、龙口到来的。据报纸报道，经过商谈，山东当局接待了他们，提供食宿。这些流亡者不仅以北平、天津的衣饰给济南带来了新街景，更以热情的抗日救亡宣传，给山东沉闷的政治空气以有力的冲击。
8月13日，日寇在上海挑衅。蒋介石把三个半机械化师调上最前线，八十七、八十八、三十六师三个师打得英勇，振奋人们的爱国心。中国空军在杭州基地出战、应战，打落敌机若干架，且数炸敌舰，改变了中国军民单纯挨空袭的状况。宝山姚子香营坚守不退，全部战死！谢晋元团，号称“八百壮士”，孤军固守四行仓库，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。所有这些战况、战绩，都为人们所称赞。
邻居乔振华初中毕业后，在反省院当狱卒。他说，政治犯都释放了。他们还劝他跟他们一起去闹革命。
韩复榘的军队在冀鲁边界的山东一边。日军到边界后停顿下来，不知在做什么鬼文章。省里的报纸还报道“四十一军过境扰民”，可见有省外部队到过山东。人们说韩复榘搜刮的民财都存到了日本银行，所以不敢同日本鬼子打仗。他有五师一旅，大兵个个吃得肥头大耳，但武器老旧，皆备有“大刀片”。
1928年的“五三惨案”，济南曾被日寇占领一年之多，兽兵烧杀淫掠，残暴已极，数千军民丧生……人们不会忘记那血与火的日子，谁还愿作第二茬亡国奴！
传说回族败类、五四运动期间镇压山东人民的马良[1]
准备迎接日本鬼子——这是半公开的，大概得到韩复榘的同意。
8月下旬，老人们说：夜静时，已听到北方传来的隐隐炮声，“像关大门似的”。
山东省立济南初级中学在隐隐的炮声中开学。
我因病休学一学期，家境困难，只到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就诊了一次，服药甚微。但几乎天天爬四里山、马鞍山，或去较远山野漫游……身体日健，准备秋季复学。
学校秋季开学前，我去教务处报了到。
清朝末年，废科举，办新式学校。山东省在杆石桥外东西大道北面的土岗上建起了山东最高学府——广厦宏伟、青瓦粉墙的大学堂。校门大约是按品级建造的，类似省布政使司衙门。学堂的中轴线上，进大门后为办公厅，向北依次三座两层大楼。大楼两侧是对称的教室，再侧为对称的学生宿舍。这些厅楼室舍间均连以长廊，既避强烈的阳光，又遮风雨，挡霜雪。其他部位为草地、花园、电厂、饭厅、浴室……是一所典型的棋盘式建筑群。学校的东南隅为学官官邸，高台、广厦。大门为城门式，上有雉堞。据西关回民老户赛培大爷说，学官因公出门，坐八抬大轿，非常气派。其他学校官员在街南另有宅院，也是青瓦、粉墙，超于普通居民之上。直鲁联军被驱走后，这里成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校舍。而后，改为山东省立高、初中两校，校舍一分为二。东部为初中，以学官官邸的大门为校门。
开学了。
礼堂里空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座位，显得很冷清。老师们坐在最前排。同学们见面很亲热，但又觉得有些陌生。战争，使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显然，远县的同学到校的不多，济南及附近各县的同学几乎全部到校了。
礼堂里不记得挂过孙中山像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了。也不记得挂过国旗，更不要说党旗了。开会时，从未唱过“三民主义……”谁应该讲话，谁就走上前去，站在讲桌后面讲。除非请外来的讲演者，也没有“主持人”。孙维岳（东生）校长当然先讲话。他四十岁左右，身材高大，隆鼻朗目，头微偏，有时颤动。他声音清亮，话语条理，开口便谈战争。
讲话大意：
战争可能打下去，日本鬼子或许不再采取蚕食政策，想一举灭亡我们中国，让我们当亡国奴。欧洲有十年战争、三十年战争、百年战争……这次抗战要打多久，很难说。唉唉，欧战还打了四年呢，中国还参了战。你们那时还没出生，我是经历了的。打仗，总会停停打打，打打停停……
大家必须读书，我们是教员，你们是学生。我们应当把你们培养成国家的人才，要弦歌不辍。读书也是抗战，也是爱国，也是救国。济南要是不能待，我带你们走，不做亡国奴！
胡维城（干卿、干青）老师第二个讲话。他是年逾五十的老人。他当过教务主任、事务主任，代理过校长。本学期是个“清”教员。他绰号“胡老干”，髭黑，体健。他说：
“听说日本鬼子占了天津，下令中国人都得弯着腰走路……”
他挺直了身子，拍拍胸膛大声说：
“我这副腰板就是弯不下去！”
两位老师的话真有气概，多么能打动少年们的心啊！他们不仅自己坚决不当亡国奴，还要带我们这一群少年人出走，把我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。多么有信心！多么有远见！他们预见到战争不仅是持久的，而且终将会取得胜利。
每一个同学不能不一再思考他们的讲话，抉择今后应走的道路。我们三个年级的同学，个别年龄大者不过十八九岁，初入学的一年级小同学，大都才十二三岁，未来艰苦的流亡生活，将严酷地考验每一个出走者。
孙东生老师出身于成武县书香门第，父亲曾任东昌府学道。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，兼及老庄。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，曾撰写并出版过半部《中国文字学》（上），自序上写到“东生雅好文字学”，因而成为笑谈。他以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起家，后来做校长，并成为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信。
他受过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熏陶，还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大会。何思源把原来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分为高、初中两校。大约是让两位校长做他的“交际员”，代他送往迎来那些政治、文化、宗教等方面的官僚、政客、学者、名流。这样就扩大了这位初中校长的接触面，自然受到不同思潮的影响。
他曾被山东省教育厅派往欧洲考察教育，到过南欧、西欧、北欧和苏联。在伦敦，他听过海德公园各派的政治演说，旁听过下院的辩论。他观看过德国纳粹的游行，访问过安徒生的故乡，参观过苏联的体育节……（他与邹韬奋同船到达列宁格勒，还在莫斯科巧遇王统照）。各国的教育概况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见闻，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。他写的“通讯”，连载在一家报纸上。他过罗斯托夫时，正值中秋节，月色皎洁，思乡情发，曾有“今夜月团圆，故国是中秋。光明无限界，也应照中州”的诗句，可能还包含着其他的情愫。
他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“中学”，又接触到形形色色的“西学”，有的分辨过，有的也许不分辨，回国后形式上照说，照做，在济南初中试行。实际说不过是些皮毛，他不能也不敢更改国民政府教育上的老套。
他规定学校每日早晚升降国旗。定校色为“紫”，把一块长条紫布悬在国旗下每日升降，说那是校旗，但不久又拆掉。（定“紫”为校色或许与美术教员桑子中有关。李广田先生的散文《一个画家》即记的桑子中老师。老舍先生在济南时曾为桑子中老师画集作序。桑老师专攻西洋水彩，喜欢浓重的颜色，尤喜爱“紫”。他在大明湖铁公祠创办的“海岱美术馆”，窗帷全为紫色。）校色、校旗采用“紫”色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一次，他说代表铁与血，那不成为俾斯麦的一套吗？反正，他以后未再解释过。上学期，学校还有了校歌，唱“我们是紫色的一群……我们是早晨的太阳，我们是迎日的朝云……”使我听了很新鲜。歌词作者是国文教师李广田，谱曲者为音乐教师瞿亚先。校徽是桑子中老师设计的，呈树叶形，底子也是紫色。学校参加省、市运动会的运动员全穿紫色背心。
他把童子军的领巾夏天改为领带，紫色（济南市的各初级中学都跟着学，如育英中学就打绿色领带）。童子军服的袖子夏天卷到胳膊肘以上，这违反了韩复榘的禁令，特别是女学生，幸而未受干涉。济南市在趵突泉建了自来水厂，他提倡喝自来水管子里的凉水。他说英国免费供中、小学生牛奶，每天早晨进校后即喝一瓶。济南虽有了五大牧场，但谁会免费供奶？学生能自己订奶的为数甚少。
他师法蔡元培“兼容并包”的精神，敢于请曾是共产党员的马克先任史地课，又安插另一曾是共产党员的张揆一在校养病，特为他设一门“卫生课”，得以教书有些收入。法院曾传讯他们，他代替他们到法院受审，并为之辩护。教员中不乏法西斯分子，也有托洛茨基主义者……有些是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，如训育主任、训育员、童子军教员之类。
因为兼任何思源的“交际员”，借交际之便，他请一些人到校讲演。如天主教的于斌、“新生活”的徐庆誉、“中国文化本位”的“领班”陶希圣、戏剧家熊佛西、水利专家张含英、宣扬美国文化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、留英回来任山东省政府参议的徐子骏等等，都体现出他那“没有章法”的头脑，包罗万象。
他爱教员，因为自己是教员出身，弟兄中也有几个是执教鞭的。每年暑假总要去北平，跑北大、师大、清华，为延聘优秀师资做征询。教员中有患慢性病的，如魏绍谦（仲）老师，则让他减少些课时，继续任教，免得因病失业。
他爱学生，喜欢学生称他为老师，而不愿听“校长”二字。往届几个学生因放春假的事打了省督学，也打了他，砸坏了校产、校具。按校规只好开除。这些学生大都去北平继续上学。他有次去北平，还请他们几位便餐，不计前嫌。几位学生大约不好意思，没有赴约。又如学生胡腾驹（后改名胡可）画漫画讽刺教务主任丁用宾，张贴在布告栏。因临届毕业，为他办了个“转学育英中学”了事。
他是位“婆婆校长”，教务归丁履观（用宾）老师，事务有胡维城老师，部分时间不在校内，因为他兼着何思源虽无名义，却是事实上的“交际员”。
胡干青（卿）老师出身于济南近郊农家，毕业于优级师范。他原来在中等学校教数学，后来自学英文，达到口译“文绉绉”的程度。后来，就改教英文课。济南初中有“三卿先生”，即数学教员王荩卿、张绶卿和胡老师三人。他们教学认真，经验丰富，各有教授方法，富有独创性。学校在二门外走道旁给他们建立了塔形纪念碑，还为学生设立了“三卿先生奖学金”。胡老师冬季穿黑色棉袄、棉裤、棉大衣。夏天，同王、张二位老师一样，穿短夏布大褂。这种装束，与有些教员的西服、革履、呢大衣、呢帽和纺绸大褂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我在济南初中读书以来，胡老师一直担任事务主任。两位事务员、一位会计、十几位工友是他得力的帮手。房舍虽老旧，但都整修得完整、洁净。他督工拆掉城堡式的校门，装修上铁棂子的大门，很有现代化的气象。他事必躬亲，有时爬墙上屋检查罅漏。他处处节俭，减少开支，尽量为学校储集资金。孙校长的开支大手大脚，常常受到他的节制。他处处为学生节省，做童子军服不用咔叽布而用土斜纹。学生食堂一度吃窝头，也是他赞许的。1935年下半年，我交了八元钱的书籍、服装等费，适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省里令学校“提前放假”，我交的费用退回了三元多。（山东的省立中等学校不缴学费、住宿费、水电费，也无其他杂费。）
胡老师爱学生，把可容五百人就餐的餐厅拾掇得干干净净。每星期开放浴室一次。每一排宿舍有一个工人管卫生，供应开水，代学生去校外购物。他企盼学生们健康成长，让工友在教室前种花，组成英文口号：
“Sunshining！”“Boysup！”
济南市有英、美、日、德等国的领事馆，馆内都竖有高高的旗杆，挂着米字、星条、红膏药等旗，以英国领事馆的旗杆最高。胡老师请来木工，制作了超过英国领事馆的全市最高的旗杆，树立在大操场上！
胡老师不畏权贵，敢作敢当。据说，某次陈立夫来到济南，在进德会向全市中等学校师生讲演。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党官电话通知去听。他当时代理校长，问道：“听讲演耽误上课，不去行不行？”党官“啪”地挂上了电话。他让学校照常上课，未去听。
我被编在22级1班，人数不少，几乎满员。课程一如既往：英、汉、算、史、地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公民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，还有童子军。
国文教员孟浦云老师，一口沂蒙土腔，讲课像老婆婆。他曾在《水星》发表过诗，《嘉树》（济南初中的文学期刊）上的《怀土篇序言》写得也朴实、耐读。代数是张绶青老师教，因为秃顶，常穿蓝布衫袍，讲课时右手上下“砍”动，早得“张和尚”的绰号。他的解题方法简便易作。公民教员闫子桂，本学期从私立齐光中学聘来，在课堂上讲“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”，使人觉得别有身手。他那有些矜持、傲慢、做作的姿态和声音，又使人觉得不舒服。
我与新同班很少接触，多与21级1班的老同班来往。张清洋买来《谈风》，在宿舍里朗读我写的《五三惨案回忆》。这是旧恨，却又来了新仇。大家万分痛恨日本鬼子！
战争影响着老师和同学。教师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要求学生，不再布置很多的课外作业。同学们课外总在议论着战况，盼望中国军队打几个胜仗，遏止住日寇的疯狂进攻。然而，部队在节节败退，有的不战而逃，大家对抗战前途不能不有些悲观。
我是通校学生。一天中午，在赴校路上见墙上贴着“李公朴下午四时在青年会演讲”的公告。我告诉了李振泌等。啊！“七君子”之一，大家都急盼瞻仰他的风采，听他的抗日宏论，约定结伴去青年会。下了第二节课，时间已近四时，大家便急步出校，一路小跑，向青年会奔去。
会场设在室内篮球场，听众已爆满。我们硬挤了进去，几乎人贴人地立定了脚跟。只见屋西头中间放着一个木箱。不一会，一位着西装的青年会工作人员，陪着李公朴走到木箱边。李公朴中等身材，浓眉大眼，面色红润，颌下满把短髯。他穿一件“卡克”，马裤，足蹬短靴。我们早已在报刊上见过他的照片，觉得并不陌生。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一作介绍，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李公朴满面笑容地站在木箱上，向大家挥手致意，开门见山便谈“抗战”，声如洪钟，面容随讲演内容变化着，手势打得沉着有力。
他说刚从北平、保定前线绕道来到山东。他激情地谈南口守军如何英勇抗击日寇——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者因救护人员缺乏，又少担架，只好滚爬着退到第二线……
他着重说这是全民抗战，要支援前线，打退日本鬼子的进攻……
全场肃然，大家随着他的情感，洪钟般的话语，心胸激荡，热血沸腾。
最后，他话锋一转，说山东当局对抗战态度暧昧，不明朗，是与全国抗战热情不相称的。“我准备向当局痛陈利害，晓以大义，赶快动员起来，跟上全民抗战的步伐！”
一谈到对山东当局的不满，掌声便轰鸣起来。
听了李公朴的讲演，我们兴奋了好几天。他说出了大家想对山东当局说的话。
听说城里济南师范有讲演会、报告会，我们就去看看。这所学校并未开学上课，成了群众集会结社的地方。（根据中共党史资料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曾借此约人见面。）
杜若君在讲什么国际形势，一张苍白的脸，声音低，口才也不算好，听众不多。他常在《世界知识》上发表国际问题的文章，自学成才——曲阜师范的图书管理员。
张友渔[2]
、齐燕铭[3]
在行政人员训练班任教，又听说那里有什么集会，但去后什么也没见到。
市立图书馆仍在开放，我照常在课外活动时间及假日去那里阅览书报——我的第二学校。那位老管理员仍在认真上班，有时听到炮声，我们相对苦笑。
某天，孙校长请来一位演讲者，大家都去礼堂听。我没听清他介绍讲演者的官阶、名讳，只见那人约中年，个头不矮，笔挺的中山装，金边眼镜。他是南方人，操着国语，很简洁，顿挫有力。他说天皇裕仁如何如何，大约是在耻笑。谈到战争前途，他说对敌作战如“秋风之扫枯叶……”
听完讲演，才知道他是大人物—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治。他的“秋风之扫枯叶”，把日寇说得不堪一击，大家很怀疑。蒋介石或许有什么坚甲利兵吧？二百个师啊，不能都同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一样是些“吃饱蹲”吧？不过这种夸大的词句，令人难以相信。
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，歼灭敌阪垣师团一部，缴获大量枪、炮、弹药、服装……大快人心！第八路军真是一支神奇的部队！该部又在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四架，配合了忻口大战，又一次大快人心！真是神兵！
忻口大战，中国军队打得英勇、顽强，坚守阵地，誓不撤退。杂牌军军长郝梦龄及其师、旅长亲到最前线督战，壮烈殉国了。
日寇侵占了桑园，进入山东境地。不久，德州沦陷了。
省立德县初中和教会博文中学逃来济南几十个师生，加入了我们的学校。
据说第三路军展书堂师曾在津浦铁路正面抵抗。我小学时的同学侯连生、白书田战死了。他们是篮球场上、乒乓球台上的好手。他们从这所小学毕业，又去上另一所小学，不想升中学或考不上好中学。在省立第二实验小学毕业后没再读书，后来去当了兵。传说他们约合同伍，拜了把兄弟，围成一圈相对磕了头，决定爬日寇的坦克，揭开盖子往里塞手榴弹——都为国捐躯了！
第三路军曹福林部在陵县凤凰店与日寇相持，打了几仗。报纸上曾报道那几次战斗。又传说韩复榘曾到前线，适值日寇飞机投弹，大炮猛轰，吓得急忙逃跑。他本不会骑摩托车，竟然骑上跑起来。大约是他的喽啰瞎编的，意思是“韩主席福大”！
济南终于失去了平静。内地人及本省家在乡下的人们，已陆续迁走。几条繁华的大街上行人稀少。市里没有驻军，警察在维持治安和交通。
[1]
马良（1875—1947），河北清苑人，回族，出身北洋新军，曾在山东任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、济南镇守使等。济南沦陷后被日本人任为山东省省长兼保安总司令，后加入汪伪政府。1946年在济南被捕，以汉奸罪下狱，1947年病死狱中。
[2]
张友渔（1898—1992），山西灵石县人。1927年加入中共。抗战前曾任北平《世界日报》总主笔，创办《时代文化》，任燕京大学等高校教授。七七事变后，在济南、开封等地，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，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，1943年后在重庆任《新华日报》代总编。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谈判。1949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、北京市副市长等职。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。
[3]
齐燕铭（1907—1978），北京人，蒙古族。抗战前在北平中国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。主编《时代文化》杂志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领导人之一。1938年加入中共。任鲁西北《抗战日报》主编等。1940年去延安。1943年主持创作评剧《逼上梁山》，导演并饰林冲一角，得到毛泽东好评。1949年后历任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，政务院副秘书长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、总理办公室主任，文化部党组书记、济南市副市长、全国政协秘书长。
